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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璇：陈教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陈志武：这是非常好的观察，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2004年的一些主要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之前经历了某一种金融危机或者说出现了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银行危机的挑战，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银行实际上严格说应申请破产，后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长城、信达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就把四大银行的呆帐、坏账都接过来了。如果不是因为强大的政府有能力干预的话，严格意义上的银行危机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从那一次处理方式，还有日本的处理方式，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看出现在2019年、2020年和未来，中国即使出现了资不抵债，不管是地方政府，甚至民营企业出现了债务问题的时候，大致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可能在中国不太容易发生。但是经济危机以非常短暂的突发的方式阵痛呢？这个概率可能也不是太大，就是因为政府可以出面干预。

2018年上缴税收7624亿元，比1991年的43亿元增长了178倍，年均增速为21.2%；年人均上缴税收从403元增加到13703元 ，增长了33倍，年均增速为14%。建筑业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税收收入（扣除出口退税）的比重为5.5%，比1991年上升4.1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从加强市场管理角度看，当前更紧迫的是租赁市场供应端的管理。从优化供应结构的角度，我想谈一谈怎么促进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分享三个观点。第一，目前上海住房租赁市场供应结构呈多元化格局，保障了上海的租赁市场比较平稳。第二长租公寓作为供应端的新业态，既需要强化监管也需要合理支持。第三，规范与支持并重，注重整体住房租赁供应侧的结构优化。

所谓“立”，从根源上抑制国有部门对资源的优先配置权利，拉平国有和民营部门的市场竞争地位。拉平国有和民营部门市场竞争地位包含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在于相对抑制国有部门资源配置中的非中性优势地位，方向依然是相对抑制国有部门的过度杠杆行为，然而政策落脚点更加偏于长期结构性改革。除此之外，务实来说2019年另一条政策主线在于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为什么重点是降低成本而非其他方面？我们认为竞争中性原则包括诸多方面，然而对应中国现实，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出口的主体，中国出口主要的优势还是在于廉价要素成本。过去10年因不断攀升的人力成本、显性或非显性的税费成本，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在不断削弱。未来中美贸易战加大出口不确定性，为了能够在稳定增长中调结构，提高民营部门竞争力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2019年，商务部将从供给侧发力，继续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一是提升城市消费。加快首批11条步行街改造提升，推动便利店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改造菜市场等社区商业网点，推动消费升级。二是扩大乡村消费。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特色商贸小镇建设、农贸市场改造升级等工作，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推进电商、家政、对外劳务、产业和边贸五大“商务扶贫”，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消费。三是创新流通方式。优化升级千亿级商品交易市场，培育现代供应链，推动流通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促进供需有效衔接。四是发展服务消费。新建一批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推动家政、餐饮等服务标准化，完善信用体系和产品追溯体系，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资金来源方面，继续“开正门、堵偏门”，适当加大地方专项债发行。2019年经济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应有周期性对冲，调控隐性债务和加大政府支出，两者之间的平衡在于加大政府显性债务。与项目挂钩、债务偿付资金不必来自预算体系的地方专项债或是一个好的选择。回溯2015年~2017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发行净融资增速基本超过50%。今年新增额度1.35万亿，按照50%趋势外推，2019年新增地方专项债将超2万亿。考虑到今年地方专项债存量和限额之间还有使用空间，明年地方专项债发行净融资大概率超过2万亿。